編者按:有人說子女是父母最好的作品,但其實,子女是父母的最佳倒影。在整個體育界都在緬懷比爾-拉塞爾之際,我們不想再重復他生命中的無數輝煌成就——不論是在場上還是場下。透過他的女兒凱倫於1987年發表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把拉塞爾的為人和他所堅持的一切看得更清楚。******1966年,父親與他的合著者寫出瞭他的第一本自傳,《為榮耀而戰》。而在1987年的今天,剛剛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的我卻不確定,自己是否還能實現父母那代人的夢想。他們為種族融合鬥爭,為和平遊行,為平等“靜坐”。我想他們並不會天真到以為自己改變瞭世界,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希望我們這代人能夠得到不一樣的生活。事實上,我們的確做到瞭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這依然不夠。

我是特權出身的孩子。在各種方面,我都得到瞭太多機會——優質小學、在喬治城讀瞭大學、所有人都鼓勵我追求自己的抱負。我才剛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前途一片光明。毫無疑問,有些人會將我的成功歸因為我是一名黑人女性。我是特權出身的孩子,但我很憤怒。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中寫道,“人類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看起來,這場鬥爭在這個國家並未取得多少進展。我們已經進入瞭後民權運動、後女權主義時代,我能有今天,全是這兩場運動的功勞。但另一方面,父母一代的夢想仍被我們念念不忘,依然沒能成為現實。回到波士頓繼續我的博士後工作,可能有點諷刺。我的父親比爾-拉塞爾曾形容這座城市為美國種族主義最嚴重的地方。他是波士頓賽爾提克王朝的中鋒,13年間拿下瞭11個總冠軍。前不久,我才問他把我送來這裡讀書是否是個艱難的決定。1956年,當他第一次踏足波士頓,作為賽爾提克唯一一位黑人球員,球迷和體育評論員都對他釋放出瞭最惡劣且肆無忌憚的偏見。1969年,他從NBA退役後就搬到瞭西海岸,從此在那裡定居。但對於我的問題,他的回答出乎意料。“我是為賽爾提克打球,而不是為波士頓,就這麼簡單。”他說。“我能夠把賽爾提克這支球隊,與那座城市和那裡的球迷區分開來。我把你送去哈佛,是認為你也能做到這一點。我希望你接受最好的教育,得到最好的人脈。我知道,你一定會遇到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或許是件好事。如果你被保護得太好,我怕你太過天真。如果你被庇護太多,你可能就沒有動力去幫助那些條件不如你優越的人們。”回顧我在哈佛的求學生涯,我想他並沒說錯。過去三年開闊瞭我的眼界,這遠不隻是因為法學院本身。我更加意識到財富、性別、地位的不平等是多麼嚴重。種族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們這代人背負的其他局限竟然還有那麼多。事實上,我們這代人面對的,是一種新的種族主義(以及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這種歧視的形式更加隱晦,某種程度上也更加難以反抗。公開羞辱已是過去時,但近來仍有一些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事件發生,比如在紐約的霍華德海灘,比如在全國各地的大學校園。這些事件的導火索是什麼?新的種族主義看似隱晦,可一旦突發對峙,它就立馬現身瞭。還有洛杉磯道奇隊副總裁阿爾-坎帕尼斯最近在ABC新聞節目《夜線》上發表的言論,他說黑人“可能不具備”在棒球界擔任領導職位所需的“一些必要條件”。坎帕尼斯還說,其他一些領域也能證明黑人素質上的匱乏:黑人不擅長遊泳,他說,“因為他們沒有浮力。”(我已經預定瞭“我是黑人,我有浮力”的汽車保險杠貼紙。)坎帕尼斯的案例不隻是你我習以為常、幾乎成為下意識反應的種族主義。我真心覺得,他說這些話不一定有什麼惡意,相反,他甚至可能不覺得自己是個種族主義者。但這重要嗎?當一個充滿善意和好心的自由派白人對我說,“凱倫,我真不明白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你是我的好友之一,我從來沒把你當成黑人”這種話的時候,我該做出怎樣的回應呢?這話隱藏的含義是,“我認同你是白人”,或者隻是“我完全沒想過你是什麼人”。種族中立是個美好的概念,但我們距離實現這個概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現在,我希望人們接受我的前提,不是忽視我的種族。去年暑假,我去做律師助理,有一天,一位白人律師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笑著對我說,她的秘書——一位年輕的黑人女性——說我說話的樣子“比白人更白人”。這讓我很悲哀,那位年輕女性已經內化瞭社會對黑人的所有負面印象,以至於她覺得一個措辭清晰的人就是“外人”。這讓我想起大學期間,我在分類廣告裡找公寓的經歷。我打電話給一位女性討論租房的細節,我問她去公寓的路,而她問我住在哪裡。我說自己在喬治城大學,而她回答說:“你敢信喬治城的黑人有多泛濫嗎?”我真不知道該做何反應,隻能說,“嗯,實際上,我真敢信喬治城到處都是黑人,因為我碰巧也是。”電話那頭一片寂靜。最後,那位女性試圖解釋自己沒有任何惡意。她非常尷尬,而且你們應該猜得到,她說,“我最好的一些朋友都是……”沒等她說完我就掛瞭電話。******我害怕回到波士頓。我對這裡的最初記憶,就是在馬佈爾黑德的一天,父母的一位白人朋友帶著我在海灘散步。當時我應該有三四歲瞭。一位白人男性從我們身邊走過,看著我說,“你這個小黑鬼。”我當時還朝他微笑,而他繼續說:“應該把你們這些黑狒狒都送回非洲。”我是轉頭看到瞭他的反應,才意識到這話很不對勁。我們住在麻省雷丁市一個以愛爾蘭裔天主教徒為主的社區。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那裡唯一的黑人傢庭。除瞭兩個哥哥,我就是學校裡唯一的黑人小孩,這種感覺很詭異。我知道,我們和其他孩子不一樣。盡管如此,我還是喜歡上學。1968年,我們這些一年級生對當年的總統選舉進行瞭一次模擬,老師一面計票,一面在黑板上記分。休伯特-漢弗萊有20票,理查德-尼克松有四五票,迪克-格雷戈裡還有一票。班裡其他孩子都沒聽過格雷戈裡的名字。我隻想找個地洞鉆進去。但我隻是和他們一樣,學著父母的樣子投給瞭那個人而已。因為父親是名人,我和哥哥們算是免去瞭種族主義的一些負面影響。但他的名氣也讓我們敏感多疑。有時候很難判斷其他孩子喜歡或討厭我們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我們的父親很有名才喜歡?還是因為我們是黑人才討厭?

凱倫拉塞爾與她的父親(圖片攝於2018年)

我們傢就是孩子口中那種“有趣”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有《致命一擊》遊戲,還有一個遊泳池。朋友愛來我傢,讓我覺得自豪。他們看到父親的榮譽櫃都會嘖嘖稱奇。其實,我們也一樣。

一天晚上,我們剛結束為期三天的周末假期,回到傢卻發現被人搶劫瞭。房子裡一團糟,墻上被噴瞭“黑鬼”大字。竊賊把啤酒都倒在臺球桌上,泡爛瞭氈毯。父親的榮譽櫃被撬開,大部分獎杯都被打碎。我被眼前的混亂驚呆,大傢都很憤怒。警察來瞭一會兒就走瞭。後來父母扯開被單,才發現竊賊還在他們的床上大小便。每次賽爾提克去客場比賽,都有人來我傢搞破壞,打翻我們的垃圾桶。父親去警察局投訴過。警察說浣熊才是始作俑者。於是他問警察到哪裡申請持槍許可證。這下“浣熊”再也不敢來瞭。我們唯一一次真正感到恐懼,是在父親為《周六晚郵報》撰寫瞭一篇關於職業籃球種族主義問題的文章之後。他被起瞭一個綽號叫“Felton X”(譯註:取自馬爾科姆-X之名,他在民權運動期間被刺殺)。我們收到瞭恐嚇信,父母通知瞭聯邦調查局。這件事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於,多年後,當國會通過瞭《信息自由法案》,父親向聯邦調查局索要瞭他的檔案,發現檔案中多次以這樣的口吻形容他:“一個不肯給白人小孩簽名的傲慢黑鬼。”父親從不給人簽名,因為他覺得簽名是沒有人情味的。他寧願和別人握手,或者看著對方眼睛說一句,“很高興認識你。”他這樣的態度引來瞭種族主義攻擊,謾罵之下則是最基本的隱私權問題。任何職業運動員——當然包括黑人——似乎都應為自己的名氣心存感激。毫無顧忌地打擾,球迷堅持認為球員應該以個人名義感謝他們的支持,這些行為從未停止。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自己離傢去喬治城上大學的那一天。在那之前,我從未離開父母任何一人超過兩周,而現在,我卻要搬到3000英裡之外的地方讀書。當時我在機場和親朋道別,哭得特別厲害,連隱形眼鏡都掉瞭出來。我擁抱瞭父親,那是特別珍貴的溫情時刻。沒想到,一個男人走瞭過來,完全無視周遭的氣氛,對父親說,“你是威爾特-張伯倫,對嗎?”我們都轉過頭看著他,覺得他像個瘋子。他是來要簽名的。父親拒絕瞭。我一直很佩服父親處理這些打擾行為的方式。他從不在價值觀上妥協。向球迷或是因為他不是白人就給他更少代言費用的贊助商妥協要容易得多。但他不願那麼做。我一直在努力學習這樣的品質。******我和帕特裡特-尤因是大學校友,他的球風總被拿來與父親相比。就讀喬治城大學之前,帕特裡克在劍橋一所公立高中上學,距離哈佛校園隻有幾個街區。我很同情他的處境。在大學打比賽時,看臺上那些按說應該是高素質的人總會舉著牌子,上面寫著:“帕特裡特-尤因不識字”。父親剛為賽爾提克效力時,球迷們稱他為“巧克力男孩”、“浣熊俠”和“黑鬼”,什麼綽號都有。差不多三十年過去瞭,尤因仍遭受相同的對待,某種程度上,我是目睹父親的經歷在重新上演。出於對他隱私的尊重,我從沒跟帕特裡克聊過這些。我自己跟父親的公開場合見過人,因此知道帕特裡克這樣的球員有多難。別的不說,光是他們那2.06米的身高(編者註:後來尤因在NBA的報名身高為2.13米)就很難不引人註目瞭。這樣的存在似乎令他人感到不適,每個人都好像覺得有必要找他們說話。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帕特裡克知道,他不是孤單一人。當然,我在麻省的早年記憶並不全是糟糕的。每逢聖誕,棕熊隊和賽爾提克隊總會在波士頓花園為球員的小孩舉辦滑冰派對。賽爾提克球員的孩子一般都人高馬大,因為重心高,所以不擅長滑冰。我們隻能把椅子當作助行器,在冰面上慢慢推著滑。而棕熊隊那邊的小孩簡直是天生的高手,厲害到恐怖的程度。我的傢庭生活同樣很精彩。有天晚上,父親的朋友卡修斯-克雷(譯註:後改名為穆罕默德-阿裡)還過來給我們上瞭拳擊課。拉塞爾、阿裡與賈巴爾三人關系非常緊密我們還得以結識賽爾提克管理層的成員。很久之後,這些朋友都歡迎我回到波士頓,在法學院讀書期間,我經常到主場看賽爾提克的比賽。我喜歡花園球館的氣氛,喜歡看那些冠軍旗幟。我真為它們驕傲。而且,見到父親的老隊友也很開心,比如父親的大學室友KC-瓊斯主教練,還有球隊總裁裡德-奧爾巴赫。他們都還記得我小時候的樣子,也為我驕傲,就像父親同樣為他們孩子驕傲一樣。不過,奧爾巴赫可能比較嚴厲,他總會問我為什麼沒在傢學習。他不止一次告訴我,父親有時候特別懶,話裡的暗示再明顯不過瞭。從1967年開始到退役的兩年後,父親在賽爾提克既是球員也是教練,成為瞭NBA歷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帥。那之後幾年,他去瞭洛杉磯KABC電視臺工作;1973年成為西雅圖超音速的主教練和總經理。多年來,他曾為ABC電視臺、CBS體育臺以及泰德-特納(譯註:CNN創始人)的“超級電視臺”WTBS工作。今年4月,他被任命為薩克拉門托國王隊主帥。他還很有可能最終成為國王的總經理和總裁,若真如此,他將會是NBA史上首位黑人總裁。(譯註:遺憾的是拉塞爾在國王任職的經歷十分短暫,執教戰績僅為17勝41負。後擔任經理也並不長久,從未升至總裁。)在父親還在賽爾提克效力的時候,母親在傢做全職媽媽。她一直都是個極具創造力並且性格外向的人,對我的人生產生瞭巨大影響。(在我們開始上學之前,她就培養瞭我們閱讀的習慣,後來這成為我唯一的興趣所在。為瞭讓我去玩,她甚至會把我鎖在門外。)等到父母在60年代末分手,母親做過各種各樣的職業。他現在住在加州一個小鎮,成瞭一名佛教徒,因為友善而富有同情心的性格,整個社區都知道她的名字。我第一次接觸西海岸是在1973年,當時父母離瞭婚,我和父親一起生活在西雅圖的富裕郊區默瑟島。這回我們附近有瞭五六個黑人傢庭,而六年級的我還是學校裡唯一一個黑人小孩。在默瑟島,我們也會被警察找麻煩。每當黑人開車上島,警察的巡邏隊都會跟著,不管這輛車和這個司機都多眼熟。直到最近,在被威脅提起歧視訴訟,以及島上黑人傢庭的多次投訴之後,這種行為才終於消停下來。我傢關於汽車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在1978年,我和兩個哥哥比爾二世、雅各佈,還有另一個朋友開著父親的新款勞斯萊斯從紐約去到西雅圖。他們一度無端端被警察攔截並搜查。他們也都記得沿途在停車點引起瞭多少人的側目。父親在1979年出版的回憶錄《第二陣風》中曾講述自己在洛杉磯駕駛蘭博基尼被警察攔下的經歷,同樣沒有明確的原因。當他問警察到底有何貴幹的時候,警察告訴他,無線電警報裡說要找一輛同型號的車。“那是什麼車?”父親問道。警察說不出來。很遺憾,那輛車引擎蓋上沒寫蘭博基尼幾個字。******如今,舊時的種族主義似乎隨時準備卷土重來。在60年代,父母這代人在高唱《我們終將勝利》(譯註:這首福音歌曲在美國民權運動時期變成抗議歌曲)時,對未來的期盼跟我們是不一樣的。196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一年後,“向華盛頓進軍”也是朝著種族融合這一崇高目標的進軍。有種共識是我們可以建設新的社區,建立新的連結。不隻是黑人能分到蛋糕,而是蛋糕變得更大瞭。女性、黑人、西裔和亞裔都將進入社會主流,實踐美國夢。但現在,鐘擺已經擺向瞭另一個方向。以裡根總統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譯註:裡根政府被視為共和黨保守主義路線變化的起點,與後來的特朗普政府一脈相承)似乎正引領著收緊的道路。在我看來,“讓我們使美國再次偉大”(編者註:沒錯,這句話原創是裡根)的口號是可怕的。這些人想倒退到什麼地步?如果讓美國再次偉大就意味著貧困底層永遠存在,我不確定自己想要這種偉大。如果這意味著以犧牲社會發展項目為代價去建設驚人的軍事力量,我不確定自己願意支持。在法學院,我認識瞭一群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的抗議者,以及“反霸權陣線”成員,這是一個松散的左翼組織。我還有一些朋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我極不認可的。有時我會被富人或名人的孩子所吸引,因為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一種直接的共性;我們都知道如何保護彼此。克裡斯-肯尼迪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伊塞爾和已故的羅伯特-肯尼迪(譯註:肯尼迪總統之弟,曾任美國司法部長,於1968年贏得國會初選後被刺殺。)我們互相介紹的時候從來不說姓氏,因為我們討厭那些隻記得我們姓的人。在順利畢業並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後,我將進入邁克爾-杜卡基斯州長(譯註:麻省州長,獲得瞭1988年大選的民主黨提名,但輸給瞭老佈什,是美國政壇資歷頗深的左派)的總統競選團隊工作。我有些比較激進的朋友會說,為瞭讓體制內聽到自己的聲音,我這麼做是在出賣自己的靈魂。黑人似乎不得不做出兩難的選擇,要麼被拉攏,要麼失去代表的聲音。我不覺得我的考量與這兩種描述都沾邊。******我該如何面對生活中的種族主義呢?我沒有什麼妙招。就個人而言,我會讓對方解釋某一特定言論或玩笑的含義。當我在紐約打不到出租車——這種事很常見,因為司機“不願去哈萊姆區(譯註:即黑人聚居區,也是犯罪和貧困的主要中心)”——的時候,我會記下執業牌照號碼,如有必要提出投訴。在更大的層面上,我願與其他人一起努力,解決黑人中產和底層之間差距日益擴大的難題。我們這代人要想推進種族平等事業,就必須縮小這一差距。就像許多從小習慣瞭舒適生活的許多中產孩子一樣,我也必須努力在實現富裕生活的願望和更多理想主義目標的願望之間求得平衡。我不願被當作裝點門面的象征符號。如果取得成功,我不希望被當作武器,來打擊那些得不到和我一樣機會的黑人的訴求。我不希望別人在提到我時說:“看呀,她都成功瞭,我們生活在一個機會均等的世界。如果你沒能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我還擔心這篇文章可能引發的反響。大學期間,我有一次走在街上,遇到一位攝影師,他問我是否可以為《華盛頓郵報》時尚版拍個照。照片登報後,上面配文說我是模特經紀公司的員工——的確如此,隻不過是做經紀人。隨後發生瞭兩件事。有些人找我約會,我沒理。我還收到瞭一封信,裡面附有詳細的人體描述,稱我是個“賤人黑鬼,沒資格展示你醜陋的身體”。那樣的文章還能為我帶來怎樣的回信和評論呢?雖然我是作為個體在發言,但我依然承受瞭被他人去人格化、甚至是去人性化的危險。爸爸曾告訴我,他從來聽不到噓聲,因為他也從來不聽歡呼。他是為瞭自己這麼做。我猜我也必須如此。